黄帝与儒学

黄帝和儒学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两翼，是新时期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不竭源泉和丰厚滋养，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的重要文化基因。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自然的历史发展进程；黄帝文化和儒学携手共进，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历史作用，铸造了古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都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陕西则是黄帝与儒学携手共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辉煌的重要地区。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现在我们传承黄帝文化和儒学优秀思想内容，涉及如何对待和处理黄帝文化和儒学的关系问题；科学认识和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上寻找借鉴。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儒学是我国古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学说，在中华文明史上，两者之间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历史联系？这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黄帝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现在学界一般将黄帝看成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称谓，即黄帝时期。黄帝时期是中华文明大创造的时期，黄帝是创造中华文明的代表人物，黄帝可谓人文、理性的人格代表，或者说是文明代表。

    黄帝本来应该是一位部落首领，兴起于另一个氏族部落首领炎帝之后。《周易•系辞》、《国语•晋语四》、《竹书纪年•前篇》、《吕氏春秋•慎势》、《淮南子•修务训》、《春秋命历序》等都说到炎帝，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名号不同，多叫炎帝，也称神农。名号不同，表明传说性更强；也意味着其所处时代可能比黄帝更加久远；二、时间长短不同，或说他“十七世而有天下”（《吕氏春秋•慎势》），或“传八世，合为五百二十岁”（《春秋命历序》）。由此可知，炎帝是一位部落领袖，也可能是炎帝氏族的名称。三、其贡献在农业的发明和相应的农业文化、原始手工业如制陶、纺织，还有原始商业贸易、原始医药学等方面。《竹书纪年•前篇》说神农“作耒耜，教天下种谷，立历日，辨水泉甘苦。”耒耜是耕作农具，延续到商周时期，历日是记录季节变化规律的早期历法，还注意观察水土的性质。《周易•系辞下》说神农时“日中为市”，出现了交易市场。传说炎帝神农氏发明医药，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等等。

    关于黄帝，《逸周书•尝麦》《国语》《竹书纪年》《世本》《穆天子传》《山海经》《庄子》《管子》《尸子》《周易•系辞》《吕氏春秋》《大戴礼记》《新书》《淮南子》《史记》等古文献均有记载。《国语•晋语四》记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如此，则炎帝、黄帝又同出于一个氏族——少典氏。姜水为渭河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宝鸡市境内。至于黄帝所居姬水，今不知在何处；从炎、黄的密切联系看，从黄帝陵所处地理位置看，姬水的位置离姜水应该不远。如此，炎、黄二帝应是出于黄土高原地区的两大氏族首领，后来都向外发展，走向全国。传说黄帝和炎帝进行了阪泉之战，黄帝打败炎帝，统一了比较先进的中原各个部落；然后黄帝又和代表南方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发生了涿鹿之战，打败九黎，执杀蚩尤，从而统一天下。阪泉，一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一说在山西运城盐池附近；涿鹿，一说今河北涿县，一说今河北涿鹿，一说今河北巨鹿。不管哪一说，都说明炎、黄二帝的势力已经从西北黄土高原向东发展，经过今山西、河南，到达河北境内。统一南方九黎部落以后，则今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部分地区也可能纳入其势力范围，也就是说第一次统一了中原地区，形成了空前的国势。从此，黄帝成为中原各部落的首领，成就了古文献所谓黄帝代神农而为“天子”的局面。

    根据文献记载的传说，黄帝时代，中华文明取得了奠基性的伟大成就。在物质文明方面，开始筑宫室，建住房，驯养和使用牛、马，发明了车、船，学会了打井、养蚕、缫丝，生活上，“作瓦甑”，“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谯周《古史考》），战争中开始使用铜制兵器。在制度文明方面，制作了冠冕、衣裳，政治上，举风后、力牧等六人为相，开始设官治民；并设置左右两“大监”“监于万国”，这是我国设置行政区划的先声。《国语•鲁语上》说“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给事物、社会各部分命名，让他们分别共享财产。晋皇甫谧《帝王世系》言黄帝“治五气（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设五量（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等度量衡）”。在精神文明方面，发明文字、书契，制定历法、甲子，设置史官，医药、美术、音乐、舞蹈都有大的发展。司马迁总结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太史公自序》）所以，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天子，伟大政治家；黄帝时代，则是中华文明喷薄兴起的伟大时代，为中华文明后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地位，当然有血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却是文化的因素。黄帝为中华文明奠基立下了赫赫功勋，所以才为后世所景仰、缅怀。

    考古材料可以证实文献记载传说的真实性。黄帝时代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仰韶文化中期，距今6500年前到4000年前之间，农业、手工业都得到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有了新的面貌。农业的发展使人能够聚居，形成聚落；在聚落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中心聚落，这就是早期城市；在这里，永久性的部落联盟就集中于此，这也使部落联盟向民族、国家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现在陕西、河南、山东、安徽等地，考古发现了不少这样的中心聚落。有专家已经意识到，黄帝陵所在的黄土高原，尤其是关中和延安地区，仰韶文化遗址最多，达1774处，是探索黄帝文化的重要区域。比如，西安半坡文化距今6500年左右，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西安高陵的杨官寨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大约与黄帝时代同时，聚居区边缘有一条长达1945米的环壕，已有城市的雏形。

    所以，有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中国人作为文明人，中华民族作为文明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发展历程的古文明，其起源，都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

    黄帝是中国人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始祖，称之为人文初祖，实至名归。

    二、黄帝文化的历史影响

    黄帝时期的文化创造称为黄帝文化，黄帝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从中国文化的历史角度看，黄帝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较大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对后来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汉书·艺文志》载以黄帝君臣题名的著作有25部，今流传的《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黄帝阴符经》等皆假托黄帝，可见黄帝影响之广大深远。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其中，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颛顼的侄子、黄帝的曾孙，尧是帝喾的儿子，舜则是黄帝第八世孙，“玄孙之玄孙”，大禹则是颛顼的孙子、黄帝的“耳孙”（《史记·三代世表》），殷商始祖契，乃是帝喾的儿子，周人始祖弃（后稷），也是帝喾的儿子。三个朝代夏、商、周，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后裔所建立。所以，关于炎帝、黄帝的传说中，有关黄帝的传说受到特别重视。当时人的理解是：“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三代世表》），这个解释有谶纬神秘色彩，但重在道德教化，恰是西汉儒家利用和改造黄帝文化的表现。

    此后，黄帝成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为历代所传承创新。比如，朝廷祭祀黄陵，史不绝书。在近代落后挨打的困苦时期，黄帝文化就被革命派用为革命宣传的武器。中国同盟会主要宣传阵地《民报》第一期起头四幅图画，第一幅就是《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中华民族开国之始祖）。黄帝文化不仅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资源，也是他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创立民国、振兴中华实践的精神源泉。

    三、黄帝文化与儒学

    在黄帝文化的历史基础上，产生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特别是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相互争鸣，儒、墨、道、法几家则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代表，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诸子百家与黄帝文化的关系，目前研究还不够，这也制约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孔子、孟子、荀子都不言黄帝，而分别盛赞黄帝的后裔尧、舜、禹。战国中期黄老之学兴起，《庄子》、《管子》均言及比尧、舜、禹更早的黄帝。根据这些材料，黄帝与儒学看来没有直接关系，但细究起来，也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儒学由春秋末鲁国学者孔子创立，他重视教育，开办私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教学相长，培养了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其弟子们也代代相传，传承、发展孔子的学问，形成了儒家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战国中期的孟子，战国末年的荀子，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北宋时的张载和二程兄弟，南宋时期的朱熹和陆九渊，明代中叶的王阳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

    可以从历史文化的传承、国家治理实践的反思总结等方面，认识儒学和黄帝的关系:

    其一，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初创中华文明，儒学作为对文明史的反思总结，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反思自觉，黄帝和儒学有历史的传承和发展联系，有文明创造实践和文明实践经验总结的关系。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初创，儒学是中华文明的反思总结、凝练升华；黄帝造文字、舟车等，是中华文明的开始，儒学提倡学习、克己修养，并推己及人，人文化成，文化育人，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文明自觉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学是传承和创新黄帝文化的理论结晶。

    其二，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共祖，而儒家强调祖先崇拜，两者间有祖先和后裔的血缘联系，也有祖先产生繁衍后代、而后代发扬光大祖风的历史联系，还有杰出历史人物和杰出历史人物被崇拜、缅怀的联系。从汉代开始，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祖，成为人们的共识。秦二世元年，刘邦为沛公，祠黄帝。汉武帝时多次祠黄帝，曾经率兵十余万，“祭黄帝冢于桥山”。就祖先崇拜而言，由崇拜家族祖先，到崇拜民族共祖，是小农经济基础上必然出现的一种历史传承和发展，当然也是祖先崇拜礼仪和中华民族国家相结合的一种发展、升华。在这种结合里，儒学成为民族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黄帝及黄帝文化则成为联系和凝聚各民族人民的重要精神纽带，都是维护和巩固中华民族国家和文化共同体的积极力量。

    其三，黄帝被认为是治理天下取得显著成效的首位天子，而儒家追求治国平天下，也对理想的君主期盼甚殷，黄帝和儒学还有治国理政的实践活动和治国理政经验总结的关系。晋皇甫谧《帝王世系》载，黄帝治国，“百官以序，万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黄帝被看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治国平天下的天子，儒学则主张通过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两者发生历史交集，在思想上有内在必然性。

    就黄帝和儒学的历史联系而言，可以说，黄帝文化中有儒学的历史源泉，从黄帝到儒学，流水淙淙。孔子对三代礼制损益的研究，对三代天命信仰的改造，对三代祖先崇拜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提升，都不能说与黄帝文化完全无关；另一方面，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接受和吸收黄老学派对黄帝的改造成果，汲取黄帝文化基因，改造黄帝为仁义天子，丰富了儒家仁义君主论的思想宝藏。结果，从汉代开始，黄帝文化就逐步渗透进儒学中，发展成为儒学的一部分，并借助儒学的思想文化主导地位，长期发挥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黄帝被改造，从战国中期的黄老学派开始。黄老学派融合道、儒、法诸家，主张无为而治，在齐国稷下学宫开始兴盛，到汉初占统治地位，对文景之治的出现起了积极作用，代表作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庄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的有些篇章，也反映了黄老的思想。黄老学者假托黄帝，将黄帝改造为无为而治的君主。

    汉代以孝治天下，武帝时更将儒学提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学问。黄帝文化被纳入儒学系统，成为汉帝国独尊儒术、进行礼制建设的重要资源。汉人主要采取了两大改造措施：

    首先，利用黄帝文化，建设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国家礼仪制度。对黄帝进行民族国家的祖先崇拜，崇拜礼仪也上升为国家行为。这种民族国家祖先崇拜，和儒家倡导的大一统思想一起，为维护和巩固汉帝国的统治，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将黄帝改造为儒家认可的仁义天子。纬书《龙鱼河图》：“黄帝仁义，不能禁蚩尤。”《河图·挺辅佐》：“黄帝修德立义，天下乃治。”黄帝成为儒家眼中的仁义天子。东汉《白虎通》是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法典化著作，它解释黄帝说：“黄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黄帝成为掌握了天人合一的中和之道的圣人。王充《论衡·订鬼》：“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黄帝制礼，以时驱之，立大桃木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以御凶魅，有形故以食虎。”在王充看来，黄帝还是“制礼”驱鬼的历史人物。

    可见，从汉代开始，黄帝文化加入儒学系统，儒学汲取黄帝文化因素，使黄帝与儒学呈现为相辅相成、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格局。从祖先崇拜，发展到中华民族共祖崇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形成，国格形成，国家大一统形势的形成和发展，这些重大历史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儒学和黄帝文化的共同作用。

    四、黄帝之道与儒学之道

    根据《庄子》寓言描述，黄帝之道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为天下”（《庄子·知北游》）的“仁义”之道。《庄子·在宥》载：“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如果此言属实，则儒家的仁义治国主张，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起源——黄帝那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杀身成仁，亚圣孟子主张实行仁政，以仁义治国。黄帝的“仁义”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得到准确承袭和发扬光大，并且还升华为儒家治国理政学说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发展为修身为本、为政以德、为国以礼的治国平天下之道。

    二为修身之道，提倡清静守形、“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庄子·在宥》）的长生至道，在古代养生学和中医药学中得到发扬光大。

    儒家也讲修身，但不如道家重视养生，而更多地强调仁义道德人性修养或精神修养；儒家更注意承袭黄老改造黄帝的工作，改造黄帝成为仁义道德的天子，将黄帝之道纳入儒学之道中。实际上，黄帝之道融入儒学之道，黄帝被改造为遵守仁义之道的君主，并非一蹴而就，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关于黄帝治国的记载，《管子》比《庄子》多。《管子·五行》记载，黄帝治国，“得六相而天下治”，“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封禅》载，古者泰山封禅七十二家，夷吾记录了十二家，其中第五位“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任法》载，黄帝“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管子》所谓“黄帝”，其中含有西周制礼作乐的因素，而管仲治国思想中，也含有黄帝、周公的思想因素，这显示出黄帝文化借助管仲的治国实践、借助儒道和黄老等诸子学而得以传承的情况。

    关于以仁义道德治国的情况，《管子》一书讲述比《庄子》更详尽。如《管子·牧民》有言：“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完全是儒家的政治主张。《管子·心术上》则界定道、德、义、礼、法，“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天道虚静，无形、无为，遍流不变；德是“道之舍”，“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因为德，万物得以产生、生长，人得以成为人；义是“各处其宜”；礼则是因人情、义理而“为之节文”，故“礼者，谓有理也”，理的意思是“明分以谕义”，“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礼产生于义理或理义；法则有“同出不得不然”的普遍性和强制性特征，通过杀僇禁诛，一统民众的言行；而“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管子》以道家天道思想为基础，融合儒家仁义、礼乐，落实为“名正法备”（《管子·白心》）的政治思想，有兼容百家的倾向。这种治国思想，可以看成是黄帝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新表现，称之为黄老，是恰当的。

    此外，《管子》中还有养生思想。其认识是，“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虽然“莫闻其音”，但终究“乃在于心”，虽然它冥冥无形，但却“与我俱生”，故应“修心”“正形”（《内业》），这可以看成《黄帝内经》养生思想的历史准备。

    秦汉间，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的地位得到确立。学人们往往以黄帝作为议论依据，所言黄帝事迹尤多、尤细，如《吕氏春秋》、贾谊、《淮南子》、《史记》、《汉书》等，都是代表。

    贾谊《新书·修道语上》言“黄帝之道”曰：“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黄帝很接近儒家心目中的仁义天子。《淮南子·冥览训》言黄帝正律历，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们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正是理想社会的典范。

    《史记》载黄帝最详细，说他姓公孙，名轩辕，“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是勤政爱民的天子形象。他在政治上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又“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原始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为模型，寄托人们对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它没有说到黄帝，但其理想社会模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却以黄帝时期的原始社会为原型。

    《管子》以礼义廉耻化民成俗的看法，后来，特别是到宋代，受到儒家高度重视。宋晁公武谓管仲“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如《心术》、《白心》诸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为五霸之盛，宜矣。”

    五代时，有位叫冯道的人，“事四姓、十君”，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四《冯道传》“论”借此总结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这就完全将《管子》黄老思想改造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了。

    司马光则在《稽古录》中言：“黄帝以民生有欲，衣食虽备，苟无礼义，则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勇苦怯，于是始制轩冕，垂衣裳，贵又常尊，贱有等威，使上下有序，各安其分而天下大治。”南宋罗泌《路史》言黄帝“先之德正，而后之以威刑”。在宋人眼里，黄帝完全成为儒家的德治或仁政天子、德主刑辅的治国君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