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西游记》：唐僧是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
时间:2016-11-04 来源:未知
中国古典神魔小说《西游记》为后来无数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大圣”形象不断被演绎。然而，艺术既需要大众娱乐，也需要超越时间的经典，除了86版《西游记》，这一题材的经典还有刘继卣的《闹天宫》。这套作品曾是几代人心中的经典，而自从五十年代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之后，原本一套八幅的《闹天宫》就只剩下六幅。遗失多年的那两幅作品，后来在中国美术馆的库房中被发现，而这两幅失踪多年的经典，刚刚在中国美术馆“继往开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美术作品展”上露面。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阶级斗争是衡量一切的标准，既要扫清封建思想残余，又要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渗透，各种运动此起彼伏，今天习以为常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作品，那时候纷纷被批判打倒。然而，一部明代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不但没有被扫进封建腐朽的垃圾堆，反而成了宣扬反封建思想的经典名著，还赋予了齐天大圣“农民起义英雄”的现实意义，这颇能为我们观察反思新中国历史提供一段耐人寻味的插曲，也从侧面看出为什么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中，刘继卣还能创作《闹天宫》这种题材的作品。
据说，毛泽东一生都对《西游记》抱有极高的热情，直到晚年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搜集起来互相比对，这为我们解释一部古典神魔小说为何能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不断走红，提供了一个线索。对于《西游记》中出现的角色，毛泽东往往有独到的解读，比如他认为唐僧是修正主义的伯恩斯坦，猪八戒是自由主义者等等，但所有角色中让他情有独钟的还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毛泽东在不同阶段的讲话和著作中经常提到孙悟空，虽然其中也有借孙悟空七十二变藏不住尾巴来比喻知识分子的负面评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但总体上却跟这个富于浪漫主义英雄气质和反叛精神的“齐天大圣”惺惺相惜。1957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时，就指出中国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玉皇大帝的专制，并将中国人民比作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推翻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专制。作为终生致力于“打破一个旧世界”的革命者，毛泽东非常欣赏孙悟空“强者为尊应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反叛精神。
1961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浙江省绍剧团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经典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写下了名篇《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场绍剧中的孙悟空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971年毛泽东南巡到杭州时，还特地询问起当年扮演美猴王的六龄童。当得知剧团的主要演员都在被批斗时，毛泽东打趣道：美猴王现在是不是还被压在五行山下？由此才使绍剧团的演员得以“解放”。
领袖的赞赏，使齐天大圣闹天宫这样的题材不仅群众喜闻乐见，在政治上也绝对正确，这是刘继卣在事事讲阶级立场和原则的时代背景下创作《闹天宫》的前提。《闹天宫》作为八幅一套的年画作品，其创作还与新中国一场声势浩大的美术创作运动有关。1949年新中国创建伊始，《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经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周恩来审批，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份新中国文化部成立之后发布的第一份文件，直接开启了近现代美术史上影响深远的“新年画运动”。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革命宣传工作，并在借群众熟悉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表现民主革命思想方面，摸索出了所谓“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新中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通过文化宣传使民主革命思想真正深入人心，却还要在继承延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创作出大批既能反映民主革命思想，又能获得广大群众喜爱的“年连宣”作品。1950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来自延安鲁艺的蔡若虹受命组建大众图画出版社（后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致力于出版新的连环画作品，刘继卣就是这个时候调到北京，开始了“年连宣”的创作。
1956年，刘继卣开始构思创作《闹天宫》，据家人回忆，他创作这套作品时的状态几近虔诚，动笔前都要清水洒地，沐浴更衣，到心静气沉时才动笔；绘制所用绢本，都是平铺而不绷框，以免托裱后变形；用墨、用色更是亲自研磨，以净化后的露水调和。凡此种种，可见刘继卣对此画倾注的心血。这套作品在人物情节的选择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侧重于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和故事矛盾发展的静态场景，以及专注于凸显齐天大圣力战群神英勇无敌的打斗场面，这一张一弛之间干净利落地交代了故事的节点和高潮，展现了刘继卣创作连环画时“紧凑精炼”的特点。
《闹天宫》一经问世，就赢得了一片赞誉，不仅印刷品供不应求，美术行内也倍受好评，在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上斩获了美术作品奖。刘继卣描绘《闹天宫》中的人物，尤其是对于孙悟空的刻画，融汇了多种传统艺术的形式技巧，比如形象的线条勾勒脱胎自明代“水陆画”的铁线描，孙悟空的头部则使用了工笔重彩的“湿丝毛法”，而打斗中孙悟空的架势就充满了传统戏剧中的“亮相”味道，激烈的打斗场面不仅动感十足，似乎还能隐约听到戏台上的锣鼓。刘继卣的高明不止于对传统的继承，还在于他能顺应时代审美特征，使传统成为了为我所用、不断变化的“活传统”。与父亲刘奎龄一样，刘继卣致力于探索中国传统绘画的推陈出新，在《闹天宫》的人物表现上，他融入了长于写实的西画技巧，空间透视与明暗体积的塑造使画面的现实感大大增强，从而为中国工笔重彩开一新格。
《闹天宫》本是为了大众娱乐而创作的年画，却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这种例子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新年画运动中还有很多。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经典，其间的距离并非不可逾越，当创作者既敏感于时代精神，又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作品的生命就不止于短暂的娱乐。在大众娱乐发达的今天，大家热衷于不断地改编和演绎《西游记》的种种题材，这些作品往往能引起一时热闹。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距离经典还有距离，因为时间会做出评判，六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对刘继卣的《闹天宫》津津乐道，兴奋不已。
